随着我国“全面二孩”政策放开,儿童人口呈阶段性增长。儿科患者也不断增多,儿科医师常年加班加点全员上阵,这样的应急状态越来越成为各个医院儿科的常态。在这背后,是儿科医师日益短缺的严峻现实。
《2016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》数据显示,医疗机构儿科执业(助理)医师数为11.8万人,每千名0至14岁儿童儿科执业(助理)医师数为0.53人,而美国的这一数字是1.46人。也与我国每千人2.06名医师的平均水平相去甚远。2010年儿科的医师及医师助理占全部4.8%,2015年比例下降到3.9%。而口腔科医师及医师助理在这五年间却从4.3%增长到了5.2%。 工作的投入产出差异显然影响了医师们的执业选择。专家估算,我国儿科医师缺口达20多万。随着“两孩”政策的放开,这一“供需”矛盾将更加紧张,或将达到30万人。
截至2016年末,我市统计局数据显示,东莞常住人口826.14万人。我市注册儿科职业医师数量仅有500余人,我市的儿科医师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数。我市级三级医院、各镇区医院儿科均有不同程度儿科医护人员短缺、儿科人才招聘、引进困难等问题。
1、儿科医师劳动强度大、压力大、流失量大
我国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患儿家属对于疾病的好转有强烈的期望,普遍存在对孩子过分呵护,就诊意愿强烈,儿科门诊有相当部分病儿是一个简单的疾病反复就医,或轻微症状即刻就医。尤其到流感、手足口病、秋季腹泻等患儿增多的季节,就是儿科医师最艰难的时候。在患儿就诊高峰期,儿科医师人均日门诊量超过一百。同时家长不忍心看着孩子受到任何伤害,对于一些有创检查或治疗,可能不愿意配合,甚至容易情绪激动。在儿科病房,小孩的哭闹声、家长的指责声常常环绕在医师耳边,导致儿科医师的劳动强度和心理压力非常大。
现在的民众已经不满足于把病治好,还要服务态度好。这就使得本来就忙得不可开交的儿科医师面临更大的精神压力。除了日常诊疗工作不堪重负,还有接受继续教育,完成科研课题、学术论文,职称晋升等硬件要求,也要花掉他们大量时间、精力,所以工作几乎占据了大多数儿科医师的生活全部,高强度、高风险的工作境况造成了儿科医师大量流失。
2、儿科医师来源少、培养周期长
我国儿科医师的生存现状导致儿科医学生招生难、从业意愿低。我国自1998年教育部对普通高校本科目录进行调整,儿科学专业被取消。然而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主动愿意从事儿科专业的人却很少,导致儿科医师来源不足,数量少。鉴于目前儿科医师紧缺,虽然有部分医学院校恢复儿科专业招生,但医学院校五年制学习原就长于普通本科,毕业后还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三年,而成为一名儿科主任医师,更加需要长达15-20年的时间。因此培养一名合格的儿科医师需要漫长的时间,相较大量迅速的儿科医师流失来讲,往往是入不敷出。造成了儿科医师逐年下降的恶性循环。
3、儿科医师风险大
儿科又称“哑科”,小儿身体发育不成熟,易患疾病且病情变化快,又不会用语言准确表达病情,需要儿科医师全面调动医学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作出分析判断,因而存在较高的医疗风险,儿科的医疗纠纷也比其他科室多。
4、儿科医师工资待遇不高
儿科收费项目少,儿科医师的待遇偏低。儿科疾病往往不需要太多的检查和药物,而随着公立医院药品零加成后,医疗服务中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辅助检查和诊疗费。实际上由医师提供的诊断和治疗中的挂号费及诊查费低得可怜。举例来说,看一个儿科医师,只需4元挂号诊察费,即使是儿科主任医师,也只需14元挂号诊察费。如此低廉的诊疗收费直接导致儿科收入远低于成人科室。2016年的调查数据表明,广东省儿科医师的工作量是其他科室的1.8倍,但是平均薪酬却只有其他科室的50%。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在7个省(区、市)开展的儿科资源调查显示,儿科医师的工作强度是同一医院其他非儿科医师的1.68倍,收入却只有其他科室的46%。
基于以上原因,我市儿科医师总数持续下降,人员紧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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