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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，人们生活工作节奏加快压力增大，以及全民健身运动的广泛开展，猝死事件频见报端，猝死已不再是看似遥远的地狱恶魔，而是躲在人间随时伺机猎食的怪兽。引发猝死的原因很多，其中心源性猝死（Suddencardiacdeath,SCD）占近80%，全世界每年约有425万人发生SCD，我国SCD的发生率为41.84/10万，每年死亡人总数约54.4万人，且80%发生在医院以外。虽然猝死如此凶猛，却并不是完全无法挽救。循征医学表明，心源性心脏骤停，通常表现为室颤，AED电击除颤是最有效的急救方式，AED叫自动体外除颤仪(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)，能识别心室颤动引起的心脏骤停，并自动发放电流对心脏进行除颤，被誉为心源性猝死（SCD）的“救命神器”。AED会自动对患者进行辨别并明确是否需要放电、除颤，简单易学，零门槛，根据语音提示操作就行，又称傻瓜除颤器。正因为AED的智能化和精确性决定了它可以全民普及和使用，并能广泛地设置在城市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，它很好地弥补救护车无法及时抵达的缺失，猝死发生后的“黄金4分钟”内尽早进行AED除颤和心肺复苏术（CPR），救治成功率可达60%-75%，每延迟除颤1分钟救活率下降7%-10%。但在宝贵的4分钟里要等来专业急救人士简直是难于上青天，所以第一现场自救互救非常重要，第一现场或其附近是否备有自动体外除颤仪（AED）将成为抢救成功的关键。2017年5月上海浦东机场一名外籍游客突发心脏骤停，6月上海某地铁站一名年轻小伙同样因心脏骤停而倒地，他们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被抢救，施救者除了做心肺复苏术（CPR），还现场立即使用了AED除颤，两人都抢救成功。但在两年前，北京首都机场一位外科医生因突发心脏骤停，因现场无法启用AED救治而最终死亡。2014年广州马拉松在国内第一个启用AED为SCD发生率很高的马拉松赛事保驾护航，发挥了巨大作用，现已成为国内马拉松赛的标准配置，三年来AED在马拉松赛道上救活了超过15例心跳骤停的选手，其中就包括去年11月26日在我市举行的第16届亚洲马拉松锦标赛暨2017东莞国际马拉松比赛中的一名跑者。
当今公共场所是否广泛设置AED已成为先进城市的重要标志。AED在欧美日等国家已经非常普遍，在所有的公共场合，如机场、码头、车站、商场、学校全部都有配备，甚至连大巴车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都有设置。据有关资料统计，各国每10万人配有AED的数量：日本235台、美国317台、澳大利亚44.5台、英国25.6台、德国17.6台、香港地区10台。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在公共场所设置AED的国家，有着近30年的经验，在普及率最高的赌城拉斯维加斯，急救成功率高达79%。在法国，有研究表明，拥有AED密度大并且参加培训人员多的区域，院外心跳骤停的生存率约高（22.5%），相反，生存率只有4.7%。日本2004年至2013年9年间AED约增加了40倍，急救成功率从7% 大幅增加到了38%，这都与公共场所不断普及的AED密不可分。AED进入中国已有11年，然而知道它的人却很少，在公共场所的设置和使用率都不高，每10万人配置率基本为0；加上急救知识技术普及率也不高，致使我国院外SCD抢救成功率不超过1%。目前，只有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南京、杭州、大连等少数大中城市有数量不多的AED配备，我市在红十字会自己的努力下已于去年在地铁2号线设置了6台AED，算是有了零的突破。
我市2016年末的常住人口为826.14万人，按此推算，我市每年有3000-4000人发生SCD，公共卫生安全形势非常严峻，在公共场所设置AED势在必行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，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，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；其中在公共场所设置急救设备等公共卫生安全政策应是健康中国、安全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东莞市贵为4连任全国文明城市，新进全国一线城市，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城市，市委市政府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理应有所作为，有所担当，责无旁贷。
我国在法律层面为维护正义和公平、鼓励民众见义勇为，于2017年10月1日出台了《民法总则实施》，其中第184条规定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，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。这部“好人法"的诞生为民众第一现场紧急施救扫清了法律障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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